PG电子官方网站手机的弊端“我认为我无法保持我的健康和精神，” 梭罗在他1862年的随笔“散步” 中写道，“除非我每天至少花四个小时——通常不止四个小时——漫步穿过树林、小山和田野，完全摆脱世俗的束缚。” 现在谁能完全摆脱世俗的纠缠? “城市词典” 将“去瓦尔登湖”(going Walden)一词定义为“离开电子世界和城市，回到乡村去获得精神启蒙，或只是反思一会儿。源自亨利·大卫·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莫名其妙的长篇经典。”

　　几年前，我有机会亲自“去瓦尔登湖”，如果不是精神上的话。布朗大学邀请我从苏格兰过来做讲座， 第二天我坐火车去剑桥，住在一个朋友家里。第二天早上我们骑自行车离开了。在我的记忆中，这只花上几个小时的时间——穿过几条小径、秋天的森林、闪闪发光的河流，还有为万圣节而装饰着塑料骷髅的前院。 我们在康科德的米尔小溪边停下来吃三明治，几分钟后，就到了：瓦尔登湖。我本以为树林里会很忙，但没想到会有那么多手拿智能手机、、视频通话的人。

　　比梭罗早一代人的查尔斯·凯莱布·科尔顿(Charles Caleb Colton)写道：“人是一种具身的悖论，是一堆矛盾。” 为什么我们不应该在模拟生活的某个地方创造数字体验，或者在断开连接的地方创造共享文件呢? 粗糙的石头标记，像囚犯一样被锁在一起，被排成一个长方形，摆放在这位伟人的小屋旁边。其中一个座位上坐着一个十几岁的少年，他伸开双臂，斜着拿手机，对撤退的同伴大喊：“我觉得你们没意识到这个地方对我有多重要，我是说，私下里。” 后来，回到剑桥，我在推特上发了一些这个地方的照片。

　　在2010年出版的《哈姆雷特的黑莓》一书中，威廉·鲍尔斯（William Powers）提出，社会可能会从“瓦尔登区” 的创建中受益——在家中禁止使用数字技术，以鼓励更传统的人际交往方式。 鉴于如今前往瓦尔登湖朝圣的人们普遍使用各种设备，这种雄心似乎有些古怪，甚至是徒劳的。

　　作为一名在职的家庭医生，我每天都能看到一些例子，这些例子表明，新的数字技术既有好处，也有坏处，它们在加深孤独感的同时，也增加了联系的机会。毕竟，“虚拟” 的意思是“几乎”，它被劫持为数字世界的一个描述词，因为它曾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硅谷的创造并不完全真实。 现在许多人不太确定虚拟和现实的区别。在一年多的新冠疫情大流行封锁之后， 我们都在网上见面，我听到越来越多的病人抱怨说，他们在上网后感到紧张、焦虑、情绪低落，或者普遍有一种不真实的感觉。当真实的互动过于冒险时，虚拟的联系支撑着我们度过了一段时间，但值得一问的是：这些技术本身有多大的风险?

　　苏珊·马特和卢克·费尔南德斯是一对夫妇，分别是韦伯州立大学的历史教授和计算机教授。他们在书中描述了18年来，每天早上他们是如何一起在一所房子里吃早餐的，房子可以俯瞰犹他州的奥格登，眺望大盐湖。回到2002年，他们听着广播，欣赏着风景，几年后，他们增加了一份报纸，但广播继续开着。现在他们大多用手机看新闻。在《无聊、孤独、愤怒、愚蠢：从每日电讯报到推特，人们对科技的看法发生了变化》一书中，他们写道：“我们认为我们可以把所有的东西都吸收进来：观点、新闻、广播、我们的对话。我们的注意力似乎是无限的。”

　　但他们开始思考，他们用什么换来了这个新习惯。慢慢地，人们意识到互联网正在“改变我们的情绪、期望和行为。” 它似乎提供了太多的信息，而且往往是错误的信息。当他们的帖子没有得到期望的关注时，他们会失望地看着自己的手机，或者当他们得到关注时，他们会享受“多巴胺修复。” 小小的屏幕发出了 警笛声，提供了发泄愤怒的自由，这几乎总是伴随着后悔和唠叨的挫败感。

　　他们知道，他们正在经历的这种不安的感觉并不是什么新鲜事：早在1881年，一位名叫乔治·比尔德(George Beard)的神经学家就曾写道，电报线、铁路和手表的大量使用引发了“美国人的紧张情绪，” 而“选举的压力” 加剧了这一切，仿佛本身就是另一种破坏性的人类技术。收音机也曾被认为是对精神和谐的一种潜在威胁：1930年，时任耶鲁大学院长的克拉伦斯·门德尔(Clarence Mendell)说，他希望学生们不要把收音机带到校园里来(“我认为生活已经太复杂太嘈杂了”)。电视的哗众取宠和即时性起初被视为家庭仪式和礼仪的破坏者。

　　那么，作者的焦虑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解释为中年人对改变的反感呢? 马特和费尔南德斯的书是一个学术性的尝试，追踪了几个世纪以来技术进步所带来的社会规范和人类情感的变化，但它的结论是，我们21世纪的情况在变化的速度和网络技术所带来的问题上都与之前的那些转变有所不同。他们开始研究他们认为正在形成的“新情感风格，” 并挑选出人类经历的六个方面进行审查：自恋、孤独、无聊、分心、玩世不恭和愤怒。

　　哈弗洛克·埃利斯(Havelock ellis)在1898年创造了“自恋”这个词——在此之前，“虚荣”这个词更常被使用，而且几乎总是带有贬义。对于19世纪的普通美国人来说，虚荣就是违背上帝。但是到了19世纪中期，镜子和照片在中产阶级家庭中越来越多地出现，这使得自尊成为一种美德。到20世纪50年代，对被视为虚荣的焦虑已经让位于对“自尊” 推广的强大的社会和市场关注。社交媒体（Instagram）并没有消除自恋的羞耻感，它只是改变了它。“当代美国人利用社交媒体、发布来宣传自己的成功、庆祝自己， 但他们这么做是带着焦虑的。” 马特和费尔南德斯写道，他们引用了一些对年轻人的采访PG电子，这些年轻人不停地为如何获得更多的数字肯定而烦恼，他们将自己不断的发帖和“点赞” 描述为他们所掌握的感觉自己存在的最有力的方式。

　　由于手机无处不在，它有可能让我们对自己的形象着迷，而这是镜子或照片永远做不到的。在使用智能手机的所有心理健康副作用中，对我来说，这是最有害的方面。你必须随时随身携带一个——你的朋友和同事可以随时看到它，你可以扫描二维码来完成基本交易，你可以记录步数——这意味着几乎每个人， 包括我自己，现在都随身携带一个袖珍式全景监狱。那喀索斯（Narcissus 希腊神话中的美少年）必须找到一个池塘来凝视；我们只是拿出手机。

　　作者提供的证据表明，孤独感也受到智能手机普及的影响：首先，缩小我们欣赏孤独的能力，其次，不切实际地夸大我们应该拥有的社会联系的数量，第三，暗示“社交满足是容易的，总是可能的，而且是规范的。” 对于许多来我诊所就诊的人来说，社交媒体提供的那种虚无缥缈、不可靠的联系让他们上瘾，但却非常不满足。网络恋情并不能缓解孤独感，反而让用户陷入两难境地：“我有这么多‘朋友’，怎么会感觉这么糟糕呢?” 由于疫情被强行隔离，这种束缚更为严重。这还没有考虑对那些没有很多在线或离线朋友的人，以及通过手机接收欺凌信息或被社会排斥的青少年的影响。现在，青少年们把校园恶霸们带回家，并把他们放在自己的屏幕上。

　　在诊所里，我经常见到一些孩子，有受欢迎的也有不受欢迎的，他们养成了用刀片挠自己的习惯，或者服用少量的、象征性的过量药物，比如止痛药。不管我如何努力说服他们，这些年轻人告诉我， 自残的痛苦和宣泄是他们缓解痛苦、感觉自己真正活着的唯一可靠方式。2009年至2015年，美国10至14岁女孩通过割伤身体或自我中毒故意自残的比例几乎增加了两倍。尽管智能手机的普及使得现在很难建立一个控制组，但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社交媒体的使用是一个主要的致病因素。这些趋势也出现在英国：2019年，一篇使用著名的“千禧世代研究”的论文发现，在14岁的女孩中，精神健康状况的恶化与使用智能手机的时间成正比，每天使用手机五到六个小时的女孩中，几乎有40%的人有心理健康问题，而每天使用手机半小时或更少的人中，大约有15%的人有心理问题。

　　马特和费尔南德斯还探索了当代注意力集中能力下降的证据。他们引用了研究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ADD/ADHD)的儿童精神病学家莱斯·里尼特（Les Linet）的话，他认为这种情况是“寻找刺激” 障碍。从这个角度来看，注意力缺陷患者很容易感到无聊，无法从普通环境中提取刺激。显然，现在有一个“无聊倾向量表”，如果“普遍无聊症”很快出现在精神病诊断列表中，我也不会感到惊讶。(你可以先在这里阅读。) 2012年，11%的美国青年被诊断出患有某种注意力缺陷障碍，但当时有超过四分之一的大学生在没有处方的情况下服用药物，作为学习促进剂。

　　在智能手机时代，临床严重的注意力缺陷和高度的注意力分散之间的界限是模糊的，而越来越多的社会期望基于和偏好，而不是临床需要获得精神药物，这种期望使得这种情况经常被过度诊断。我的诊所就在爱丁堡大学旁边，每到考试季节，我都会遇到一些学生，他们注意到他们的美国同龄人中有多少人用利他林（Ritalin）和阿德拉（Adderall）来充实学习课程，并找到我进行正式诊断，以便有资格获得合法处方而不至于错过。“在注意力经济中，” 马特和费尔南德斯写道，“主要的盈利方式是通过分散注意力。因为这些干扰因素已经成为业务流程的一部分，它们立刻变得无处不在，更加根深蒂固。”

　　法国小说家、翻译家、前演讲撰稿人梅尔·勒努阿德则更有希望，也更值得庆贺。对他来说，互联网是一个充满人类可能性的游乐场，但与此同时，他却被它淹没了，他对它的崇拜就像中世纪的人对一座大教堂感到敬畏一样。他的《无限记忆的片段》一书提供了一系列关于在线连接可能性的思想实验，围绕互联网对学术界和我们的社会生活的影响，以及它近乎无限地助长情绪和寻找新事物的能力，让读者在幻想的翅膀上飞行。 它暗含典故，充满意想不到的离题，结构上具有实验性和讽刺意味。

　　勒努阿德开始用谷歌搜索他最近的一个晚上做了什么， 他意识到他的大多数活动都会留下数字痕迹，他的生活被如此多的点击、页面浏览和看不见的相机纠缠着，他的现实体验已经被改变了。他对未来的历史学家必须利用的材料数量感到惊叹，他说：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evi-Strauss）在某个地方说，即使是由放置在伯里克利（Pericles，古雅典家）的雅典街头的摄像机记录的两三分钟的影片，也足以颠覆我们整个古代的历史学。

　　众所周知，在谷歌上搜索自己是一项危险的活动。勒努阿德讲述了一个归功于老普林尼的故事，即罗马新皇帝在被抬过欢呼的人群时，会有一个荣耀屠夫（Carnifex gloriae）对他们低声说 记住你会死。 勒努阿德写道：我们也有我们的肉体荣耀。 “每一个声名狼藉的人都肯定会在互联网上看到一些不太友好的评论，附在他的名字上。” 我们也不再有互联网早期那种令人感动的信念，那时人们相信匿名会促进真诚——现在很明显，它加速了相反的趋势。

　　勒努阿德在自己的环境中——高等师范学院的法国精英——选择了网络文化带来的变化。对他和他的朋友们来说，仅仅寄给某人一封纸信就成了一种异常宽宏大量的表现，“就像自发地向陌生人递烟一样”；但他记得，直到最近，对学者来说，“诉诸互联网仍是近乎可耻的事情，” 堪比运动员使用兴奋剂。谷歌地图等工具让用户在规划路线时可以在步行、骑自行车和开车之间进行切换，其中一个令人震惊的章节探讨了这些工具带来的视角变革：

　　每当我按错按钮，询问从巴黎步行到马赛或拉罗谢尔需要多少时间，而机器计算出这样的旅行需要多少天，在我们这个时代是很奢侈的，我就觉得自己好像突然被带到了中世纪，或者进入了玛格丽特·尤瑟纳尔（Marguerite Yourcenar）的《深渊》——如果我的手指不小心选择了自行车，1940年的剪影就会出现在我的脑海中，仿佛我们的技术能力已经把我们带到了一种瞭望塔的顶端，从那里我们可以回顾最遥远的过去，看到它在最后一排山丘后面的风景尽头升起，就像一队吟游诗人、行会成员或忏悔者在欧洲的森林和田野中进行漫长的迁移。

　　对于勒努阿德来说，我们正目睹着一个以纸为基础的文明的终结。虽然关于这本书死亡的报道一再被夸大，但勒努阿德坚持认为，我们都见证了这一文明的消亡，就像我们的曾祖父母见证了一个依赖于马的力量、速度和奴役的世界的消亡。“书籍永远不会完全消失，” 勒努阿德写道，“就像马匹仍然存在于马术俱乐部一样，它们是审美崇拜的对象，享受着近乎科学的技术精度。” 我们喜爱的书籍将成为值得珍惜的奢侈品，但也会被圈进艺术的、悠闲的圈子里。

　　有一天，我想给我的一个朋友一张我认为她会喜欢的电影数字化视频光盘（DVD）。她茫然地看着我。“一个DVD吗?” 她说。“你们还有播放器吗?” 这让人想起了数以百万计的DVD，现在正缓慢地沉积在世界垃圾填埋场的人类世地层中，压在光盘上，它们自己堆积在家用录像系统、贝泰麦卡斯格式磁带、密纹唱片和留声机唱片上。 因为书的美丽而拥有一本书是一回事，但是因为书中包含的信息而拥有一本书呢? 为什么你会呢? 当谷歌承诺以你的广告偏好为价格“组织世界信息”的时候就不一样了。

　　还有摄影吗? 勒努阿德引用了他的朋友B.的话，B.刚从突尼斯旅行回来，还没有拍过一张照片。“我告诉自己，或多或少是有意识的，” B.说，“我可以在谷歌影像上找到我去过的地方的任何我喜欢的代表，轻松程度与那个地方的美丽成正比。” “或多或少是有意识的” 是一种值得细细品味的见解，阐明了数字可能性是如何深刻地重组我们的思维的。这种变化不像是一种贫困，而是一种充实：“我很高兴能完全呈现在景观中，” B.解释道。

　　这就是勒努阿德的互联网的伟大解放——一个无限的辅助记忆的提供者，一个我们可以随身携带的机器人假肢。我们的手机可能在默默地我们口袋里的计算着步数，但在我们的脑海里，这是一扇被它们踢开的门——一扇直接通向万维网的门。勒努阿德写道，《无限记忆的片段》始于“一个白日梦，有一天我们会在互联网上找到我们存在的最微不足道的事件的痕迹，” 仿佛“互联网只是一种媒介，让我们能够获得存在本身自发的记忆。”

　　但是，尽管他对技术充满乐观，并且轻松地融入了这种新媒体，勒努阿德最终还是和马特和费尔南德斯一样担心：与我们所建造的数字大厦相比，人类的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是“脆弱的人，生存在一种本体论的死水里，” 不适应这种直到20年前还被称为“信息高速公路”的速度和可能性。我们不再这样称呼它了，因为它具体化了一些不再特别的东西。的确，这条“高速公路”支配并俯瞰着我们的生活和思想，如此破败和脆弱，“就像一个不断扩张的城市中的老街区。”

　　勒努阿德认为，一直知道互联网存在的数字原住民甚至不会注意到老旧、破旧的媒体正在被排挤出去，当这些媒体消失时，他们不太可能觉得自己失去了什么。对新一代来说，他们的“真实”记忆将恰恰是那些留下了“虚拟” 痕迹的记忆

　　个人记忆的脆弱性仅限于那些在互联网出现之前就已经生活了很大一部分时间的两栖生物……也许那些在互联网中长大的人会留下足够的痕迹，让他们在自己的记忆中找到自己的路。

　　如果马特和费尔南德斯是这场围城中的普里阿摩斯(Priams)（注：特洛亚战争时期的特洛亚国王），提供明智而谨慎的建议，那么勒努阿德可能就是巴黎，一个乐于与敌人同甘共苦的享乐主义者。因此，霍华德•阿克塞尔罗德就是书中预言即将到来的科技大灾难的预言家，却没有被人注意到。阿克塞尔罗德在他的《口袋里的星星》一书中指出，他甚至拒绝使用手机，并报告了他与一个恼怒的女人约会时的对话，那个女人告诉他“就连无家可归的人都有智能手机”：

　　我不知道如何解释，我不是害怕智能手机，而是害怕手机眼睛，害怕不得不适应另一种适应世界的方式。我开了个过分的玩笑，说在紧急情况下没有人需要作家来管理分号，没有得到任何回应，然后说了一些关于小时候喜欢机场的事情，人们总是从远方赶来，每个门都是通往不同城市的门户，整个世界被拉近了的感觉，但尽管我仍然喜欢经过机场，但我不想让自己感觉好像生活在机场。

　　这是一个美妙的时刻，表达得很优雅，阿克塞尔罗德成功地传达了他的信念的力量和说服别人分享它的困难。

　　《口袋里的星星》一书探讨了他就手机对我们大脑的影响所感到的焦虑，并以他2015年成功出版的回忆录《消失的意义》为基础。《消失的意义》讲述了他在一次事故中失去一只眼睛后，在佛蒙特州的森林里隐居了两年的故事。他的部分致盲引发了一场清算，一场与世界的重新校准。

　　在《口袋里的星星》一书的开头，阿克塞尔罗德列举了一些他读过的关于数字对人类体验和互动的影响的令人担忧的研究。网络连接削弱了我们的同理心能力(根据《人格与社会心理学评论》的元分析，“在过去20年里，大学生的同理心下降了40%”)，使我们无法忍受孤独。(根据蒂莫西·D.威尔逊(Timothy D. Wilson)在《科学》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文章，在一个实验中，在15分钟内什么都不做或对自己进行轻微的电击，近一半的受试者选择了这种分散注意力的方法。) 对于勒努阿德来说，在谷歌地图上研究交通选项是为了拓展他的历史意识，但对于阿克塞尔罗德来说，这些地图也是一种价值体系，让用户认为自己是世界的中心。他引用研究表明，全球定位系统用户记忆和空间方位差，并叙述了过度依赖卫星导航的常见后果：有人开车掉下悬崖，有人开车进了田野，有人开车去比利时的一个小镇，一路跟着GPS到了克罗地亚。

　　关于数字连接对心理健康的有害影响，他警告说，尽管相关性不是因果关系，“美国女孩的率在过去15年翻了一番。” 圣地亚哥州立大学的简·特温格(Jean Twenge)去年发表了一篇发人深思的精神病学文献综述，发现少女和年轻女性使用智能手机与她们的幸福感、生活满意度和“繁荣”程度下降之间存在相关性。特温格还发现大量证据表明，智能手机的使用与下列情况增加有关

　　孤独、焦虑、抑郁症状、过去一年的主要抑郁症发作、因自残行为（非性自伤）入院、意念、通过中毒的自残和未遂、自我报告的意念以及率。1

　　这种联系在青少年男孩和年轻男性中也存在，但较弱。值得指出的是，其他研究，包括一个主要的报告在2019年由英国皇家大学儿科和儿童健康，没有发现相同的相关性，而在那些确实显示有害影响的研究中，很难确定社交媒体的使用在多大程度上是问题，或者其他使用，如游戏，是否也有影响。

　　特温格提出了智能手机效应的各种机制，最明显的是面对面社交互动的置换和中断，手机干扰睡眠的能力，它们助长了网络欺凌，以及它们提供了了解自我伤害模式的机会。

　　我们手机内置的价值体系绝不是中立的。在数字早期，有一小部分人决定，算法将被量身定制，以最大限度地推动与社交媒体的接触，无论内容如何，搜索引擎和社交媒体本身将几乎完全由广告提供资金，在无情的网络监控的帮助下，这些广告将成为目标。阿克塞尔罗德的书让我想起了朱莉娅·贝尔(Julia Bell)最近的一篇长篇文章《激进的关注》，她哀叹我们所知的互联网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地方和一个人口群体的产物，

　　主要是具有一定阶级和教育背景的白人男子，他们过去生活在（现在也生活在）硅谷太平洋的强光下，受到嬉皮士理想主义、雷恩迪安[原文如此]自由主义和哥特式贫穷的混合影响，这就是加州的特点。 2

　　互联网本来可以是另一种情况，如果硅谷或其竞争对手能够被更多样化的声音所塑造，它可能还会是这样。

　　《口袋里的星星》并不是一本真正的回忆录或一场辩论，而是一系列思考，当我们让手机越来越多地控制我们的生活时，我们可能会失去什么。它没有勒努阿德的书那么有趣，也没有马特和费尔南德斯的书那么充实，但却比这两本书都更亲密。阿克塞尔罗德描述说，当他关掉推特这样的应用时，他会有一种“被蒙骗在黑暗中挥拳的恶心感觉。”

　　虚拟现实是人类接触的可怜替代品，几乎通过对比，阿克塞尔罗德描述了他与旧情人在瓦尔登湖附近的树林里——等着——的一次生动、卓越的邂逅。这对夫妇绕着水走着，思考着生命，他们的年龄，我们每个人都剩下的有限的时间，以及明智地选择如何利用这些时间的必要性。在其他地方，阿克塞尔罗德引用了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的话说：“我们每个人都通过自己处理事情的方式，选择了自己应该居住在什么样的宇宙中。”

　　我们不能说没有得到警告。当病人来我的诊所寻求酒精方面的帮助时，我探索他们在没有药物的情况下会是什么样子，以及他们是否准备好面对清醒后可能出现的任何恶魔。自从这三本书出版以来，新冠病毒大流行的强制距离迫使我们所有人都用数字连接，现在很常见的是看到人们有一种不同的依赖：因为网络焦虑而疲惫不堪，因为数字过载而失眠，难以区分真实和虚拟，也不知道没有网络他们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我的建议? 抽出时间来找出答案，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重要过。

　　1．简·M.特温格（ Jean M. Twenge），“2012年后美国青少年抑郁、自残和的增加与技术使用有关：可能的机制”，《精神病学研究与临床实践》，第二卷，第1期(2020年夏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