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望长城》30周年（二）：诞生于中国纪录片的黄金时代从1911年中国诞生第一部严格意义上的电影新闻纪录片《武汉战争》，到今天各类型各题材的纪录片在各平台上充分涌流，中国电视纪录片的历史至今已经走过了一百多年的发展历程。纪录片与历史上的报纸、电影一样，它的创作必定会受到当时所处时代、体制、思想、文化等因素的影响，同时也反过来对那个时代的、文化PG电子、社会发展有一定的积极和消极作用。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纪录片发展也进入到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中国纪录片研究中心主任何苏六将新中国成立后的纪录片史，划分为四个阶段：化纪录片时期（1958-1977年）、人文化纪录片时期（1978-1992年）、平民化纪录片时期（1993-1998年）、社会化纪录片时期（1999-2004年）。

　　《望长城》作为人文化纪录片时期的代表性作品，掀起了一场“新纪录运动”，彻底摆脱了化纪录片时期的创作模式。《望长城》的诞生绝非偶然，是当时代各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今天，我们就从其诞生的前一个时代——化纪录片时期说起，解读这部里程碑式的纪录片如何被时代所孕育。

　　1958年，我国第一台电视机“华夏第一屏”在运动中诞生。同年，中国的第一座电视台——北京电视台，也由新华社宣布成立。正值新中国历史上有名的“三年困难”时期，也是国家财政异常紧张的困难时期，电视台在当时建立，实际上是一种国家行为，是当时复杂的国际关系和工作的一部分。这样的诞生环境，就为这一时期的中国电视纪录片制作奠定了基调：电视节目的播出要起到反映国家的作用。

　　在后来的30年里，中国接连经历了中苏关系恶化、“”、“三面红旗”、 “反右倾”、“四清”以及“文化大”。环境动荡起伏不停，纪录片的制作主体基本保持着军事化管理模式——电视新闻纪录片在播出前，必须通过中央广播事业局、电视台和电视新闻部领导的共同预审，进而保障纪录片播出的安全。

　　这一时期的纪录片创作理念，主要受到格里尔逊的“形象化的政论”的影响。创作模式上，主题先行，政府利用纪录片进行宣传与大众教育，通过纪录片让人民知道建国计划的内容以及得到人民的协助。因此，无论是在选题、手法、观念，还是在风格上，这时期的纪录片都散发着浓厚的意味：

　　在选题上，以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国家的外事活动为主；在形式上，声画分离，主持人慷慨激昂的播报，加上党报社论般的解说词，无不洋溢着浓重的理想主义氛围；在观念上，集体主义和国家利益的观念占据绝对的主导地位，个人处于一个无我、忘我的状态。在化因素较强的题材中，个人主体意识尤为缺失。

　　《收租院》是这一时期最有影响的电视纪录片，由陈汉元撰写解说词，朱宏、王元洪担任摄影。这部纪录片实地拍摄了四川大邑县的真实人物、史料和收租院泥塑，再现了中国农村地主和农民之间的剥削与被剥削、压迫与被压迫的关系，深刻揭露了恶霸地主刘文彩的血腥罪恶，唤醒人们勿忘历史，勿忘苦难。电视纪录片同时与当时正在展开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相配合，主要是起到性的宣传教育的作用。

　　荷兰著名的纪录片导演伊文思评价当时的中国纪录片：“中国纪录片总是同新闻报道联系在一起，同时也经常紧密地和联系在一起，所以就很难从艺术上获得很大的发展。我在中国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的同行们，长期以来受到这样的限制，在纪录片中总是一个模式。总是上来就解说，上来就规定你怎么想，总想通过语言告诉你应该怎么想，应该怎么做。”

　　1978年，全国展开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提出应该求真务实。中国终于打开国门，走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改革开放为社会带来剧变，无论是社会、经济，还是人们的思想、观念，都处于拨乱反正，正本清源的激烈变动中。

　　环境开始宽松化，中国新一代的电视人也逐渐开始发现了专题纪录片的拍摄制作的问题，希望改革的呼声也日益高涨。“在意识形态至上的电视观念长期垄断电视创作的时代，人们对专题片的居高临下的说教已经十分反感”——中国传媒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朱羽君指出。

　　全方位的改革也给社会带来一个比较稳定而多元开放的社会环境，人们的精神生活日益丰富，那些重大而统一的时代主题已经不能完全涵盖民族的精神走向，出现的是价值多元共生共存的状态，时代声音开始由多层次的声音所构成，“人”的意识慢慢从被过分强调的“集体意识”当中解放出来，逐步获得比较“个人化”的属性，人文观念开始确立。

　　在技术上，ENG（Electronic News Gathering）电子新闻采集系统也强烈地影响了中国纪录片的发展。ENG最大的特点就是摄录同步，它可以把电视记者在新闻事件现场的采访、报道、直接声形并茂地展现在观众面前。这就为纪录片通过同期声展现纪实现场奠定了技术基础。

　　与此同时，改革开放以后，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电视接收机的生产能力和消费能力也大幅提升。电视由原来的奢侈品逐渐变成了普通的生活消费品，“电视热”在全国蔓延。在1976年，全国性的电视广播网络初步建成，此时全国人口的电视覆盖率达到了36%，而在辽宁、湖北、北京、上海、天津等地的覆盖率更是超过了50%。

　　正在这样的生态环境下，思想解放运动风起云涌，中国电视纪录片也开始全面起步，进入了八十年代中国电视发展的黄金时期，开始出现了大量不同题材、不同样式的电视纪录片——《望长城》就是其中之一。

　　《望长城》的诞生开启了“新纪录运动”，使电视纪录片运动创作达到了第一个高峰。但这并偶然，在《望长城》以前，中国电视纪录片已经开始涌现出一大批与传统政论性纪录片相区别的作品，悄然开启了中国纪录片的狂欢时代。

　　的风暴肆虐过中国文化界，中国的知识分子在这场风沙中伤痕累累。80年代，伤痕文学与反思文学渐渐落幕，知识分子们在痛定思痛后开始思考“人”背后的更深层次的原因——民族文化心理，一场浩浩荡荡的“文化寻根热”悄然开启。思想上的启蒙主义、美学上的现实主义、成为这一时期的两面文化旗帜，对现实和历史的批判，对人文理想的追求，也成为这一时期最基本的艺术主题。

　　1980年，由中央电视台与日本广播协会合作拍摄的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大型电视纪录片《丝绸之路》在央视播出。它以一股灼热的，回溯了中华文明古国的源远历史，对盛极一时的文化遗址、民族、宗教习俗进行了全方位的“文化扫描”。

　　《丝绸之路》播出后不久，中央电视台又马上组织一批人马开始了《话说长江》的拍摄，当年为《收租院》撰稿的陈汉元，又担任了《线年上映，《话说长江》引发万人空巷、集体与时代记忆。继《话说长江》以后，延续《话说长江》的形态，《话说运河》也接踵而至，编剧同样由陈汉元担任。从《收租院》中的解说词：“斗啊斗，吃人的口……”，再到《话说长江》中的《长江之歌》：“你从雪山走来，春潮是你的风采，……你用甘甜的乳汁哺育了各族儿女。”

　　纪录片从浓重的性，演变到性与艺术性的两重标准在“话说”系列中巧妙融合。以祖国大江大河为题材，“话说”这种全新的叙述方式，用浪漫又抒情的叙述口吻，带领观众进行长江、黄河沿岸的荧幕旅行，观众通过日常化的观看方式欣赏纪录片，跟随摄像机镜头进行荧幕旅行，给中国电视界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视听盛宴。

　　1987年，陈汉元又担任了《唐蕃古道》的编剧。纪录片沿着当年唐代文成公主进藏的路线，在展现西部壮丽的河山风光、富饶的地产资源、珍贵的历史文物古迹的同时，也将镜头对准了青海高原上的各族人民，展现了他们的生活风貌、民族风情，歌颂了源远流长的汉藏传统友谊。周围的人和现实世界，终于被电视纪录片以人性化的、平视的眼光来看待。原来的英雄主题被取代，宣传味道也逐渐被淡化，纪录片创作者开始主动将镜头对准平民大众，对准弱势群体，对准边缘人的小人物，以平视的视角观察社会与个体生命。

　　1988年，由夏骏担任导演，苏小康、王鲁湘担任总撰稿人的《》在中央电视台播出，震动了中国社会。不能忽视的是，此时主管这项工作的中央电视台副台长，也正是陈汉元。《》从对中华传统的“黄土文明”进行反思和批判入手，逐步引入对西方“蔚蓝色文明”的介绍。对包括“长城”和“龙”在内的许多长期被中国人引以为荣的事物进行了辨析和评判，认为中国以河流、大地为根基的内向式“文明”导致了保守、愚昧和落后。为了生存，中国必须向以海洋为根基的“蓝色文明”学习，并应该建立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经济体系。《》对华夏文明的起源、中国的历史以及它面临的挑战进行了反思，主题是沉重的，贯穿始终的沉思和诘问也是沉重的，引发起一代人对历史和文化的思考，带来了沉重的哀痛和忧伤。强烈的民族主义和人文追求，在这部纪录片中达到了。

　　康健宁和高国栋于1989年拍摄的《沙与海》，用镜头记录了生活在大漠里与大海边的两户人家的普通生活。从真实的生活出发，用艺术的形式进行加工，透过两个生活在大漠中和大海边的家庭的生活状态，我们能看到两位导演对生命、对生活的普遍思考。从片中的刘泽远和刘丕成身上，我们看到了中国最纯朴的地地道道的农民：他们或许目不识丁、习惯了对困境逆来顺受，但他们也不会投机取巧，踏踏实实地用勤劳来应对生活的苦难。这种挣扎，正是我们民族的根。

　　王海兵的《藏北人家》也是这样，片中的藏北，云朵自由漂浮，蔚蓝天空下牛羊成群。藏民措达一家从清晨到夜晚的一天都被镜头所记录，饮食、起居、婚姻、祭神、审美、剪羊毛、嬉戏、跳舞……正也是藏北每一家牧民们的日常生活。人与自然的和谐与抗争、人在自然中创造与生存的话题，在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不同生活之间的人们，都是共通的。

　　经过长时间的积累，以纪实主义为代表的创作浪潮结出了一大批丰硕的果实。由陈汉元担任制片、刘效礼担任导演的《望长城》，正是在80年代这个中国电视纪录片的黄金时代中所诞生。中国电视纪录片在摸索中前行，经历一大批优秀的作品之后，《望长城》看似平地起惊雷般出现在中国电视纪录片界，为中国电视纪录片发展史立下一座里程碑，但其实早已厚积薄发，在一次又一次的震动之后，终于将中国纪录片的狂欢时代推向，开启了“新纪录运动”。

　　那么，从纪录片创作的角度，《望长城》究竟实现了怎样的突破，才让它成为中国纪录片史上一个绕不开的坐标点，如一座不朽的丰碑伫立在历史的长河中呢？纪念《望长城》30周年系列文章，第三篇文章将为你解读，敬请期待！